今年4月，央行数字货币在雄安、深圳、成都和苏州四地正式开展试点工作。对此，有的人持积极态度，认为数字货币便捷灵活方便，人民币将迎来史诗级变革；有的人则表示担忧，认为数字货币存在较大风险，影响安全。央行数字货币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、存储于电子设备、具有现金特性、能够逐渐替代现金的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式。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体系，数字货币在当今时代如何稳定持续地存在，成为广受欢迎的货币，备受社会关注。
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，目的是解决“物物交换”的不便。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，货币在发展过程中被不同的价值符号所代表，从金属货币、纸币、电子货币到数字货币不断转变。每种不同的货币形式代表了人们不同的信任形式。比如在金属货币时代，人们所信任的是金属的价值；在纸币时代，人们信任的是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；数字货币时代，人们信任的则是现代技术和货币的信用。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项基本职能，而支付手段、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是派生性职能，可以让货币更具活力和竞争力。一种货币能否很好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，是衡量其是否受欢迎的基本因素。
当前BTC全网合约持仓总量为31.34亿美元 24小时减少4200万美元:据合约帝持仓报告显示，当前全网合约持仓总量为31.34亿美元，24小时减少4200万美元。其中，Huobi合约7.7亿美元，24小时减少2.77%；OKEx合约9.19亿美元，24小时减少0.19%；BitMEX合约7.25亿美元，24小时增加2.33%；Binance合约4.06亿美元，24小时减少2.49%；Bybit合约3.12亿美元，24小时减少6.91%。[2020/8/13]
2008年11月，比特币概念横空出世。比特币是运用算法技术，由私人机构发行，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，使用密码学保障运行安全的虚拟货币。根据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，比特币并非由货币当局发行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，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，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。
法定数字货币相较于虚拟货币具有以下优势：一是发行主体信用高。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是央行，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则是私人，央行的信用高于私人机构的信用。二是价值稳定度高。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保障，与法定货币是价值等价关系，价值稳定。虚拟货币则忽高忽低，价值不稳，无法实现价值尺度基本货币职能。三是群众普遍接受性高。法定数字货币是“中心化”货币，能够得到有效监管，而虚拟货币是“去中心化”，容易作为和恐怖犯罪的工具。
任何一种货币的形态和生命力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。法定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，其与现金、硬币具备相同的法定性质和职能，但也具备一些显著优势。一是制作成本低。纸币容易被伪造，且破损概率大。而法定数字货币成本低，便于流通，节省印刷成本、储存成本、运输和安保成本，交易快捷方便。二是监管便利。法定数字货币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、密码学等原理，可实现数字化记录和追踪，有效监管货币来源与去向。三是应用场景多。微信、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方式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，但其本质不是货币，人们可以拒绝此种付款方式，而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币，人们不得拒绝。数字货币支持离线支付，在没有网络情况下，碰一碰即可支付成功，微信、支付宝只能在网络情况下转账或支付。因此法定数字货币更能满足数字时代人们生活便利需求，成为受欢迎的货币。
但是，法定数字货币也将给法律监管带来挑战。法定数字货币若保持竞争力，成为受欢迎的货币，还应协调好以下关系。
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币，由国家信用保障，支持双离线支付，如果将来采用免费支付策略，那么将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产生冲击。找准法定数字货币与第三方支付相互补位、协调配合之处，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形成法定数字货币与第三方支付等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，是数字货币具体法律制度构建不可忽视的问题。
协调好监管与隐私的关系。传统的现金是匿名化的，存在和恐怖主义融资的风险。而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化特征，便于政府对数字货币流动的监管，但也存在侵害隐私权的可能。因此政府应寻求数字货币监管与公众隐私权的平衡，协调公众隐私保护与反、反恐怖主义融资等打击电子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。笔者认为，数字货币应实现可控匿名性，即数字货币的转移对于公众和商业银行应该是匿名性的，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可控的，如果有反或者恐怖犯罪以及其他的犯罪调查时，司法机关可以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查询数字货币的流转记录，追溯资金和交易的来源。
目前，法定数字货币还处于探索阶段，如何保障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竞争力，成为受欢迎的货币，还要克服诸多挑战。
作者：赵莹（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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